□ 郭華麗
在寫作的路途上跋山涉水20余年，曾無數次問過自己：我為什么要寫作？直至不惑，仍沒有給出自己想要的答案。從初始非如此不可的傾訴；到如蘇童老師所說“滿足自己的內心”；到對寫作的惶惑、質疑甚而止步；于市井煙火里，讓那個靈感乍現的瞬間劈開語言、思想的電光；像是到了汪曾祺的門外，只是為了“和那些開得不茂盛的花兒想起來什么說什么”……
汪曾祺老先生曾說“人常會遇到不如意事，便想尋找可與言人。需要找人說說話，聊聊。聽人說說，自己也說說。我始終認為讀者讀文章，是參與其中的。他們一邊讀著，一邊自己也隨時有自己的意見，自己的看法。閱讀，是讀者和作者在交談。或許終其一生，我都給不了自己或自然而然或急不可待地把自己置于案前創作的誘因，讓我有些許釋然。存身于世，接觸過的人、碰觸過的物、感受過的情愛、迷失過的痛苦，原來是文字接住了內心的悲欣、讓混沌的思緒有了形狀；讓我看見被忽視的群體、聽見心靈暗處的聲音；讓我接納我，讓我終將是我……
散文是“我”的形式，也是我精神、靈魂的注腳。沒有什么文體能像散文這樣形式與內容恣意遼闊又言為心聲。從第一本散文集《草木本心》的青澀、果敢，到第二本《詩意流年》的追尋、探問，到《之如初見》的平和、澄澈，文字就如影子，亦步亦趨，在不同的年月里映照當時的模樣。散文亦是心靈的鏡子，自然之境、生活之聲藏著最鮮活的情緒、洞見與溫暖，我不過是借由文字之手，把自己重新帶回去，用文字牽出那時的呼吸、心跳。歲月用皺紋、白發為我梳妝，我在文字里看得見自己的豐盈和無為。
作文如同做人，文如其人，原是最樸素的真理。好的散文是生活里柴米油鹽的溫度，是山水自然里獨獨我的遇見，是人情世相里心靈的通約，是你的文字我的身受……現在想來，那些刻意雕琢的句子，如錦緞上的蒙塵，一抬手，便若蜉蝣。文字里的鋒芒、句子間的柔光、文章里的警覺，刻在“獨釣寒江雪”的硬骨頭里，藏在“坐看云起時”的淡泊里，印在“乘物以游心”的“道”里。所以對于自己的書，曾為曾經的無病呻吟羞愧，為空泛的堆積難堪，為追求文字的華麗汗顏，也為某一句或一段而心生歡喜……這種自省力和文字帶給自己的歡喜，伴著我行走在寫作這條路上，雖然走得慢，甚而駐足，但對文學的初心一往而深。
從生養我的村子到縣城，十幾年后又回到村上居住；作為脫貧攻堅時期的一個駐村隊員對村子從陌生到熟悉，從市委的一個群團部門到如今的一個駐鎮單位，“那個曾住在清光緒年間粉墻黛瓦電報局里，身著煙灰色旗袍的老太太已經離開人世幾年了，廊檐之下的幾盆月季花還兀自盛放著；那個曾躺在搖椅里“咿咿呀呀”的粉嫩嬰兒，也不知去了何處；喜鵲登梅的木柜、神龕、原木條案，仍是初見的模樣；斗拱、飛檐、滴水仍深藏似海，沉默千年；夯土墻、青黛瓦在彼此的歲月一守便是千年；依山勢建造的土木結構的老房子層層疊疊，被奔騰的蜀河、漢江環抱著，幽深連綿；騾馬古道上深深淺淺的蹄印，在這個鎮子里留下微小線索，映照彼時的通達；那個豎條木窗子里三盞空了肚子的煤油燈不知曾點亮了誰的夜；那木頭榫卯的鎖子木門后生活著怎樣的人家……”從一個鐫刻千年時光印記的古鎮到生機勃勃的文化館；從陜南的家鄉到關中的故鄉“渭南市華州區，不只是寫在這樣那樣表格籍貫欄里幾個簡單的漢字，他是父親的根。因為‘支援山區建設’的理想信念，父親把自己的根移栽到了陜南旬陽，并在這兒扎根生長、開花結果。陜南和關中，活著和死亡，親情的顧念從來不會因為地域、生離死別的阻隔而疏離。” 一篇篇散文是我對世相、生命的珍重和致敬，亦道出了來路與去處。
“我一連給奶奶磕了八個頭，替埋在陜南黃土里的父親盡一份心。我又在想，我替父親磕下的這幾個頭是不是有些多余？爺爺、奶奶、爸爸，如今都同在一個世界，他們的往來也許更為方便些。那么爺爺在村子西頭，奶奶在村子東頭，爺爺奶奶在關中，父親在陜南，這時空地域上的距離，對于他們，應該不是存身于世的我們真正意義上的距離了吧”。在時光中自然噴涌，是文字與生命的彼此認同和相互審視，陜南到關中、城市到鄉村、到古鎮的空間位移，讓我漸漸完成物理和精神的雙重溯源。過去與現在、涼薄和溫暖、記憶和悲憫在稿紙上重逢，也漸漸升華為超越地域、超越你我的共情。
作為一個需要文字和寫文字的人，我知道自己從未放棄對內心生活的珍視、作為寫作者的“文以載道”。我看得見存身之世的繁盛與貧瘠，陽光與陰暗；我能真切感知人性的善良與淳厚，亦會警覺不把人世的薄涼包裝成一顆顆糖。寫作是沒有盡頭的，也沒有完美的寫作。我很慶幸我與文字的相親廝守，是文字豐富了我的人生，是文字讓我聽得見自己內心的聲音，也因為文字讓我心懷悲憫，看清世相的斑駁后，愛文字依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