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護航考紀 誠信鑄就公平
——安康市考試管理中心《刑法修正案（九）》涉考條款解讀
（2025年11月27日）
考試制度是我國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古代科舉制到現代國家教育考試，其核心價值始終是“選賢與能、公平公正”。總的來說，我國考試管理經歷了三個重要發展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以行政規章為主，重點聚焦于規范考試流程，奠定了考試管理的初步框架；改革開放后，管理模式逐步升級為“行政監管+紀律約束”的雙重體系，《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等專項規定的出臺，讓考試管理有了更具體的執行依據；進入新時代，伴隨著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化與社會對公平正義的更高訴求，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實施，首次將考試管理納入法治范疇，明確界定各類涉考行為的法律邊界，標志著我國考試管理從此進入“刑事追責”的法治化新紀元。這一演進過程，充分彰顯了國家打擊考試舞弊、維護教育公平的堅定決心。今天，我們將結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中的涉考條款與大家一起交流學習。
一、《刑法修正案（九）》涉考條款解讀
2015年8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刑法修正案（九）》，自當年11月1日起施行。其中專門增設考試作弊相關罪名，將原來由行政手段規范的涉考行為納入刑事處罰范疇。2019年9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組織考試作弊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施行，為依法有效打擊組織考試作弊等犯罪提供了更明確的法律指引。
（一）適用范圍：明確“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邊界
并非所有考試中的作弊行為都構成刑事犯罪，刑法的適用范圍聚焦于“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解釋，這類考試特指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所規定的考試，主要包括三類：
1.國家教育考試，如高考、研究生招生考試、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等；
2.公務員錄用考試，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級公務員招錄考試；
3.專業技術資格考試，如法律職業資格考試、教師資格考試、注冊會計師資格考試、醫師資格考試、建造師執業資格考試等。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各省依據法律規定組織的省級考試也屬于此范疇，但行業協會自行設置的水平評價考試以及學校自行組織的期中期末考試，不屬于此類范疇。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考試中的作弊行為可以放任，若情節嚴重，仍可能構成其他違法犯罪。
（二）三大罪名：厘清考試作弊的刑事紅線
《刑法修正案（九）》在第二百八十四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八十四條之一，明確了三類核心涉考罪名，構成了打擊考試舞弊的刑事法網。
1.組織考試作弊罪：指在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中，組織作弊或者為他人實施組織作弊犯罪提供作弊器材、其他幫助的行為。這里的“組織作弊”不僅包括發起、策劃、指揮作弊活動，還包括為作弊提供場地、工具、技術支持等協助行為。根據刑法規定，犯此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2.非法出售、提供試題、答案罪：指為實施考試作弊行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的試題、答案的行為。這里的“試題、答案”既包括完整試題和標準答案，也包括部分試題和參考答案；既可以是原件，也可以是復制件。無論是否牟利，只要實施了出售或提供行為，即可構成本罪，量刑標準與組織考試作弊罪一致。
3.代替考試罪：指代替他人或者讓他人代替自己參加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的行為。與前兩項罪名不同，代替考試罪實行“雙向處罰”原則，即對代替他人考試的“槍手”和讓他人代替自己考試的考生，均要追究刑事責任，可處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二、案例警示：考試作弊的多重危害
《刑法修正案（九）》自2015年11月1日施行以來，司法機關對考試作弊犯罪的打擊力度持續加大。按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數據，截至2024年4月30日，全國法院共審結組織考試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試題、答案罪、代替考試罪案件4007件，判處罪犯11146人。
（一）組織考試作弊案：團伙作案的沉重代價
2019年高考期間，林某與劉某文為牟取非法利益，共同策劃并實施了一起周密的高考作弊案件。二人首先通過網絡聯系到考生朱某、滕某，雙方協商確定價格，以出售2019年高考試題及答案的方式獲利數萬元。為實現試題獲取與答案傳遞，林某、劉某文又聯系到另一名考生楊某，約定由楊某在高考考場內用手機拍攝試卷，將試題傳給事先安排好的“槍手”作答；待“槍手”完成答題后，再將答案反饋給朱某、滕某兩名考生。然而，楊某在考場內拍攝試題時，被監考人員當場發現并控制。此次敗露直接導致整個作弊團伙的行蹤暴露，林某、劉某文等人隨后悉數被公安機關抓獲。
經法院審理認為，林某、劉某文在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中，非法向他人出售、提供高考試題、答案，情節嚴重，其行為均已構成非法出售、提供答案、試題罪。林某還犯詐騙罪，數罪并罰，判處有期徒刑3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萬元；劉某文判處有期徒刑1年6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1萬元。
這起案件集中呈現了考試作弊的典型特征：一是團伙化運作，從聯系考生、安排“槍手”到傳遞試題答案，形成分工明確的作弊鏈條；二是科技化手段，借助手機拍攝、網絡傳輸等工具實現試題與答案的快速流轉；三是利益鏈清晰，以“出售試題答案”為核心，明確各方獲利方式，將高考公平異化為牟利工具。此類作弊行為直接破壞了高考的公平性，無數考生為高考付出長期努力，作弊者卻通過非法手段竊取競爭優勢，不僅讓考生的辛苦付諸東流，更嚴重挫傷了社會公眾對教育公平的信任，對教育秩序與社會公平正義造成雙重沖擊。
（二）公職人員涉考舞弊案：權力尋租的法紀嚴懲
2020年全國高考期間，湖北省監利市某中學教師陳某以監考人員身份，主動邀約謝某、李某軍等人共謀組織高考作弊。其中，陳某負責統籌安排，包括聯系考生及家長、收取費用、承擔開支、提供試題等，期間共收取多名考生家長費用33.8萬元；謝某負責聯系在讀大學生充當“槍手”進行答題；李某軍則負責偽造準考證和監考證。此外，陳某還游說考點廣播員吳某強，承諾為吳某強的兒子提供高考試題答案，以此讓吳某強協助將作弊人員帶進考點。高考當天7時許，吳某強駕車將作弊人員帶進考點，但在11時許，一名假冒巡考人員的作弊者被學校老師發現，隨后被移送公安機關。陳某等人見狀，立即啟動第二套作弊方案。當日14時許，陳某在監利市某中學以監考員身份領取到2020年全國高考理科數學試卷后，在試卷啟用前用手機拍攝試題，并通過微信發送給謝某等人，謝某等人在酒店房間答題時被公安機關當場抓獲。
案發后，法院對涉案人員依法作出判決：陳某因犯組織考試作弊罪、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數罪并罰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謝某因犯組織考試作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李某軍因犯組織考試作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千元；其他涉案人員也均被依法判處相應刑罰。
本案是考試工作人員利用監考便利組織作弊的典型案例。被告人陳某身為學校教師、高考監考人員，卻組織高考作弊，不僅情節嚴重，更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考試工作者手中的職權是保障公平的公器，絕非謀取私利的工具，監考人員作為考試秩序的直接維護者，本應是教育公平的“守門人”，但少數人卻利用職務之便淪為作弊“幫兇”。這種行為不僅觸犯法律紅線，更嚴重侵蝕社會信任，這既是對教育公平的背叛，也是對自身職業生涯的毀滅，最終必然受到法律的嚴厲懲處。
（三）攜帶通訊設備作弊事件：個人僥幸的終身遺憾
2021年高考數學考試期間，湖北考生吳某某在進入考場接受安檢時，將手機藏于手拿的薄衣內，高舉雙手避開了安檢，違規將手機帶入考場。考試過程中，吳某某將手機藏匿在草稿紙下方，趁機拍攝試卷內容，并在開考46分鐘后，將拍攝的試卷照片上傳至“小猿搜題”APP試圖尋求答案。“小猿搜題”APP工作人員在審核用戶上傳內容時，發現該數學試卷截圖的左上角清晰顯示了考生姓名“吳某某”及座位號“24”，意識到可能存在高考作弊行為，立即向相關部門報警。
經核查，吳某某承認自己違規攜帶手機進入考場并拍攝試卷的事實。依據《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相關規定，該考生被取消此次高考的考試資格，其所有科目考試成績無效。
此事件屬于典型的個人作弊案例，雖未達到構成刑事犯罪的程度，卻集中體現了當下考試作弊的新特點：作弊主體個體化、答案生成即時化、作弊效能升級化。隨著手機、AI技術的廣泛普及，現代考試作弊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團伙協作模式，逐漸轉變為可由個人獨立實施的“單兵作戰”模式。所以，如何有效防范考生攜帶手機等通訊設備作弊，已成為當前各類國家考試及大型考試組織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三、守土有責：筑牢考試安全防線
作為考試管理戰線的黨員干部，我們既是考試公平的守護者，更是法治精神的踐行者。在這里，我們想和大家分享三點感悟：
（一）強化法治思維，做尊法守法的“明白人”。我們要始終以黨員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把準履職盡責的思想方向盤，從思想根源上杜絕“人情關”“利益關”的侵蝕，清醒認識到每一場考試、每一份試卷，都直接關系法律的尊嚴與社會的公平，必須心存敬畏、手握戒尺。要將《刑法修正案（九）》涉考條款及相關司法解釋作為考試管理必修課，逐條款學深悟透法律界定與責任后果，推動思想自覺向法治行動自覺轉化，筑牢“法不可違、紀不可破”的雙重防線，以知法明紀的清醒認知和依規履職的實際行動，堅決守住考試安全底線與法律紅線。
（二）完善防控體系，做考試安全的“守護者”。以“萬無一失、一失萬無”的警醒，落實考試安全各項措施，將防范手機等高科技作弊作為考試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筑牢“六位一體”防護網，即智能安檢門全配備、無線電信號（含5G）屏蔽全覆蓋、手機不得帶入考點全落實、考務工作人員培訓考核全覆蓋全達標、降低手機信號頻率和限制手機網絡優化、考場實時智能巡查和保密室實時智能巡檢，充分利用各項智能技術手段為考點管理、異常行為識別、風險預警等提供支撐，以科技賦能筑牢考試安全屏障。
（三）弘揚誠信正氣，做社會風尚的“引領者”。我們既要帶頭踐行誠信考試理念，以自身規范履職為考生和群眾樹立榜樣；更要主動當好法治宣傳員，深入開展“誠信考試”系列宣傳教育，通過校園宣講、線上科普、案例警示等多種形式擴大覆蓋面，既以違法作弊案例震懾不法分子，又以誠信考生事跡傳遞正能量，在全社會營造“誠信光榮、作弊可恥”的良好風尚，推動誠信文化融入考試治理全過程。
考試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石，維護考試安全是我們義不容辭的政治責任。《刑法修正案（九）》為我們提供了堅強的法律保障，也對我們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后，我們將以更高標準、更嚴舉措扛起這份責任，用法治護航考紀，用誠信鑄就公平，為維護新時代考試秩序、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