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松鋮
讀完作家陳德智先生的長篇小說《鄉約》，竟有幾分說不出的驚喜，作者在一個相對有限的時空內，成功地描繪出了一幅現實的、社會的真實圖景，無論是底色涂抹抑或是場景渲染、人物勾勒，都實現或超越了作品自身的主旨。《鄉約》就像作者自我否定的那樣，它是一部非官場意義的小說！
一
然而，《鄉約》所觸及的核心仍然是“官場”，但這個“官場”的美學價值，顯然更加契合當下的生活情境，或許是因為沒有獵奇的細節，敘述就顯得規整而又嚴肅，而充斥在作品中氣韻，從開始到結束，一以貫之地保持了一種充沛的力量。“鄉約”是整部作品的主旨，也是作者提前預設的一個美好的愿景。但讀完整部作品，我的感覺是，小說在廣度和深度的拓展上，似乎升華了作者的預設，或者這樣說，它不再是純粹意義上的對傳統的“誠信”的闡釋，“誠信”在作品中，其實已經慢慢被剝離掉了，當權力一旦被扭曲、當執政理念一旦偏離坐標，所謂的“誠信”就失去了依存的環境和土壤。
《鄉約》為我們揭示的是一個政治生態的問題，好的政治生態，是由一群優秀的執政者營造出來的，不好的政治生態，則可能毀在一個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當權者手里。如果說作者的愿景是呼喚“誠信”的回歸，倒不如說是對基層執政者提出了一種警示，這種警示雖然含蓄而又隱約，但它一直存在著，尤其在作品的后半部表現得十分真切，作者的政治姿態一點也不模糊，相反，隨著敘述節奏的推進倒是顯得愈發地明朗化了。
小說的內蘊在作品的后半部有了某種質的掘進：政治生態的污染比現實環境的污染更可怕，作者對權力失衡的暴露和批判雖然是審慎的、隱晦的，但作品的政治棱角依然鮮明的凸顯出來，這是情節推動的結果，表面上看它和作者的主觀意愿似有抵牾。但作品后半部所彌漫的那種憂郁氣息以及人物內心所表現出的無奈，讓我們能深切地感受到一種來自決策者內部對信縣未來命運和前景憂慮的情緒，透過這種情緒，我們也看到了一種樂觀的心態和堅守大道的勇氣。寫到這里我不由得想起已故評論家雷達曾說過的一段話：“我一直覺得，當下中國的文學缺的就是優秀的政治小說。政治小說決不是淺表地寫寫權力層面云雨翻覆就夠了，它不僅會涉及社會深層結構，還會涉及政治文明和政治文化心理結構，深觸人的靈魂世界和時代的重大精神課題。”而《鄉約》中關于政治生態的描寫，已經規避了早期官場小說的痼疾，它的觸角伸及到體制構建對人文環境的影響，發展的根本所系在人，人的根本在于品格的確立和道德的自我約束。好的政治生態是一個地方的決策者自己營造出來的。
二
《鄉約》我們可以分成前后兩個部分來看，其分界點是信縣人事變動，具體地說是從第三任書記白世偉執政作為情節轉換的一個基準。小說的前一部分雖然用了相當重的筆墨，寫一個農村老太太王平銀拾金不昧的事跡，這個因子的作用有兩點：一是點明主題。拾金不昧是誠信的表現，而誠信則是傳統農耕文明的根本，它是構建“鄉約”制度的磚石。正如作者在后記中所闡述的：“這種鄉約制度和鄉約文化，以協商、訂立村規民約的方式，促進村社鄰里之間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王平銀拾金不昧的行為恰恰是古老的鄉約文化的道德呈現。二是攪動了“官場”。確切地說是加快了信縣政治生態的良性循環。王平銀拾金不昧本身只是一個因子，但在小說的前一部分中，它卻猶如一滴催化劑，觸動了基層執政者的政治神經，激活決策者對投資環境、鄉村建設、經濟發展的深思和考量。
在這里有必要說明的是，攪動“官場”并非貶義，王平銀事件牽動了整個信縣上層建筑的波動，無論直接或間接，它的作用都是積極的。小說的前一部分，寫了信縣作為洪州市工業大縣的優勢和潛力，寫事更是寫人，寫信縣決策層在推動縣域經濟發展中的共識以及在應對各種考驗時的擔當精神，特別是在鉛鋅礦廢渣排放污染漢江水源這一重大事件上，信縣的兩位最高決策者縣委書記魏德平、縣長趙宇航，在面對檢查組的調查和質詢時，態度誠懇、責任共擔，對于上級的處理意見絲毫沒有怨言。
十天后，洪州市委常委會研究通過，給予負有領導責任的魏德平、趙宇航警告處分，給予在選礦廠選址中負有分管領導責任的原常務副縣長、現任政協主席丁亮記過處分，對于負有具體責任人的分管工業副縣長行政記大過處分。
對于處分，趙宇航沒有覺得委屈。雖然自己剛剛上任不久，隱患是前任留下的，但問題是在自己任內發生的，出了事就要擔責。來不及多想，他一頭鉆進了鉛鋅礦業的整合之中。
小說的前一部分，政治生態是在一種相對良性的態勢中運行的。這一時期，信縣的發展勢頭一路看好，工業大縣的框架已經構成，最可喜的是，通過班子成員的共同努力，償還清了歷年遺留下來的所有欠債。而這時的決策層雖然出現了人事上的變動，但過渡平穩，銜接自然。如信縣縣委書記王卓成調任洪州市副市長，縣長魏德平升任縣委書記，省建設廳規劃管理處副處長趙宇航下派信縣任縣委副書記、縣長候選人……人事變動，尤其是決策層面的人事調整，一般情況下它會牽動，甚至影響到一個地方的政局穩定，但小說沒有把筆觸放在權力變更這一敏感的問題上，而是重在寫事，寫四大班子主要領導間的配合、寫信縣的投資環境、寫工業體系的構建及償還債務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這一切都在陳述一個事實：一個干事的班子、一個沒有私欲的班子，它一定是一個團結的、和諧、有力量的班子。
三
小說的前后兩個部分，是具有強烈反差的，它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政治姿態，而姿態即觀念，這種意識形態的東西將會直接影響到政治生態的健康與否。當信縣處在一個最好的發展階段的時候，人事再次出現了變動：縣委書記魏德平，因為年齡和學歷的關系，調任洪州市政協任副主席，職務看似提升，其實已被權力邊緣化，接替魏德平的是淯縣縣長白世偉。白世偉的高調亮相以及他任職前的發言，其實已經預示著信縣的過去從此翻篇，新的抒寫將從現在開始謀篇布局。白世偉的口才極好，很有演說家的天賦：
“他出人意料地沒拿稿子，憑著一張嘴，滔滔不絕說了二十分鐘，層次清晰，語言豐富，口齒伶俐，中途沒有一點磕巴，讓參會者暗暗稱奇。他表達的是對信縣發展成就和魏德平成績的肯定，對信縣未來工作的決心和信心。提出要爭做洪州經濟的領頭羊，在全市實施率先突破，實現信縣經濟大跨越、城市面貌大改變、精神文明大提升、干部作風大轉變，建設全省經濟強縣。”
白世偉的發言，即是后來被提煉出的“四一四”戰略，是新任縣委書記白世偉為信縣重新勾畫的奮斗藍圖。一個屬于白世偉的時代到來了。小說從白世偉高調亮相到宴請四大班子主要領導，可以看出他駕馭權力的老道。宴請在一片觥籌交錯的祝賀聲中進行，白世偉再次對他的“四一四”戰略進行了闡釋，同時，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權力細化，四大班子的主要領導成了每塊任務的主抓人，分任正副組長，原則上對縣委負責，其實說到底，是對白世偉個人負責。這看似非正式的聊天，其實是信縣權力的一次高度集中，或者說是一次收回。白世偉輕松掌控了話語權，他將一種官場上的強勢發揮到了極致。從在干部大會上的高調亮相到晚上以個人名義宴請四大班子主要領導，白世偉實現了樹威、收權的過程，這一切都顯得水到渠成、順理成章。至此，白世偉成了信縣一言九鼎的人物。
不久，白世偉“高瞻遠矚”的決策，幾乎捆綁了信縣未來的命運，未來是什么？誰都看不清，但作為縣長的趙宇航心里是清楚的，信縣其實已被人押在賭注上，從此將再無寧日，舊賬還請，再添新債，這個包袱足以壓垮政府有限的承受力。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堂堂一縣之長，也成了銀行的“打工仔”。趙宇航短暫的動搖除了人之常情，恐怕最大的還是一種擔憂，白世偉的到來，政府的實際權力幾乎完全喪失。因此，他滋生出的悲哀，不如說是對信縣命運走向的無限焦慮。小說的后半部緊扣白世偉執政后信縣的變化而展開，白世偉雖出場不多，但我們能隨時感覺到他的氣息存在：它在信縣的上空游弋，并儼然構成了一種威壓，這種威壓不只是繚繞在信縣的權力層，而是波及每個旮旯角落。白世偉所謂的“四一四”戰略，實際上是他個人的一廂情愿，是一個沒有經過調查研究和實踐檢驗的空頭理論，但白世偉還是一意孤行，這是政治生態被扭曲的結果，接下來，它會給信縣帶來怎樣的不可預知的人為“災難”？小說中其實已有某種預示，如白世偉積極倡導的芍藥產業，在信縣農村幾乎無法推廣甚至遭到基層干部的消極抵制，當然，白世偉“大刀闊斧”的精神是誰也阻擋不了的，“過去沒有錢，是人等錢，現在有了錢，不能讓錢等人”，于是，他親自為信縣重大民生項目集中開工儀式撰聯：“加大投入大干快上再造一個信縣，創新思路奮發有為勇奪四項桂冠”，顯然這是對他“四一四”戰略的高度概括。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白世偉在重大項目的實施上完全沒有立足于因地制宜，僅憑個人的異想天開：
“交通方面的項目有兩個，分別是環繞信縣縣城的環城干道和信縣通往渭川的二級公路。這條環城干道長度三十公里，包括跨越庫河和漢江的兩座中型公路大橋，三條雙線公路隧道，建成后相當于大城市的繞城高速公路。這個項目并不在原來的城市規劃之列，是個無中生有的項目。通往省城的二級公路，屬于國家二級干線公路，升級改造的責任在省級，改造工程已列入西河省整體規劃。但是按照白世偉只爭朝夕不能等的思路，信縣決定自己上手改造。”
白世偉“舉債”搞建設的思路，是實施他的“四一四”戰略的一種手段，他要造的是一種政治的勢，這種“勢”往往是不計后果的，它被一種極其光鮮、極其漂亮的外衣所遮蔽，白世偉喜歡這件外衣，因為它包裹著一顆分外躁動的心。至于舉債會不會壓垮信縣，那不是他考慮的，他看重的是宛若海市蜃樓般的憧憬……
四
《鄉約》書寫的是什么？作者否認是一種官場角逐，因為它沒有實際意義上的權力對峙，當然你也看不到傾軋和被腐敗遮蔽下的黑幕，作者要表現的絕非權力之爭。然而，作為傳統意義的鄉約文化，雖是作者強力挖掘的，但在小說情節的推演過程中，基本脫離了作者的控制，整部書自然形成了前后兩個部分，我在這里之所以說“自然”，是指情節的發展完全是不以作者的意志為轉移的，或者說，小說的內在意蘊基本上高于了作者的預期。
關于前后兩部分的劃線問題，我前面已做了一個大概的分析，從小說的整體看，它揭示的是兩種不同的政治生態所產生的不同的結果。小說的前一部分是良性的，班子的政治氛圍相對純凈，期間信縣領導層雖經歷了人事上的調整和變動，但權力的交割屬于過度，還談不上更新換代，自然也就掀不起波瀾。但政治生態說到底決定于領導層的政治氛圍，小說的前一部分以盧志濂為焦點，通過他活躍的表現，寫了信縣在發展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以及領導班子在面對矛盾和問題時的態度。盧志濂的才能在小說的前一部分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擔任縣委宣傳部長時，因思維超前，政治意識強，曾得到前任縣委書記王卓成的肯定和賞識；改任政府常務副縣長后，與新任縣長趙宇航配合默契，在自己分管的工作中，他思路清晰，善于謀劃，很多棘手的矛盾和問題均得到妥善解決，尤其是信縣歷年的老賬、呆賬，在他和班子成員的共同努力下完全擺脫了債務的糾纏，信縣實現了輕裝上陣，經濟發展步入快車道。
盧志濂身上所具有的良好的政治品格，折射出了信縣領導班子整體上的精神面貌，在共謀發展上，他們的心是齊、思想是純的、干勁是往一處使的，這些都是良好政治生態的一種反映。寫盧志濂其實就是寫信縣整個班子的狀態，盧志濂干成了很多事，這些事都很出彩，但他的底氣、膽氣是從哪里來的，回答是肯定的，盧志濂所做的一切，離不開領導層的信任和支持，說白了，就是書記、縣長給他提供了展示才華的舞臺。
小說的后半部，政治生態發生逆轉，這種逆轉雖不甚明朗，但文字中多有預示。有一點可以明確，后一種政治生態完全是對良性的背離，它接下來將產生什么樣的后果，小說沒有答案，也不可能給出答案。小說的后半部，信縣的發展看似高歌猛進，但氛圍壓抑，每個人心里似乎都在犯嘀咕，對于信縣的前景，顯然充滿著太多的疑惑。這里我要特別強調白世偉這個人，雖然他出場次數不多，但給人的感覺卻是信縣處處有他的影子、氣息、眼神、聲音，白世偉的第一次出場很成功，他把政治的“勢”造得很好，見面會上他以一種高調的姿態亮相眾人，晚宴上又強勢樹威，頗有“杯酒釋兵權”的味道。第一次出場奠定了“白世偉時代”的開始，同時，這也是信縣的政治生態脫離良性軌道的開始。關于白世偉這個人如何定性的問題，作者在小說中其實已有預示性描寫，如白世偉是洪州市市委副書記的侄女婿，這個人因能說會道綽號“白鐵嘴”，又因擅長權術、愛說空話、大話，被人私下稱為“白失鬼”，白世偉與開發商熊小發不清不楚的關系以及他對熊小發的特別關照，這似乎也透出了某種端倪——白世偉是一個并不純粹的人……小說中還有一個具體的細節，可以拿來佐證。
還沒來得及落座，鐘敏從隨身攜帶的皮包里掏出一個小盒子，放在白世偉面前的辦公桌上，說：“這是我們總行才發行的一個小紀念品，給您留一個，請多為我們宣傳宣傳。”剛才他放盒子的時候，有意把標有“500克”的那一面朝上。
白世偉望了一下盒子，這樣不好吧。鐘敏說，就是一個紀念品，總行派發的，不值啥錢。邊說邊伸手抓起那盒子，快速將其塞到桌面一疊文件中間。
鐘敏所說的這個“小紀念品”，就是“四個九純度的金條”，白世偉當然知道盒子里裝的是什么，他沒有推拒，神情坦然、平淡，讓人不由得猜度：其人收受類似“禮品”何止一次！
《鄉約》是一部極其深刻、極其真實的現實主義題材的小說，它通過信縣這個舞臺，揭示了政治生態對一個地方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政治生態熔鑄了人的道德、良知和社會責任，它彰顯的是一個團體的合力。良性的政治生態是團結融洽，是和諧共事，是決策層之間補臺而不拆臺的胸襟。小說中所呈現的兩種政治生態，具有濃厚的現實底色，它是對生活原味的過濾和升華，但政治生態最終是由人去營造的，因此，好與壞、善與惡、美與丑，皆取決于人的覺悟和自省，取決于道義的存在與否。小說的后半部中，趙宇航、盧志濂等流露出的動搖、退縮乃至苦惱，我以為是人性善的表現，同時也說明他們正在經歷內心的掙扎，思想上的斗爭尚有一個過程，但作為信縣班子的主要成員，我堅信在大的原則上，他們不會輕易放棄底線……不管怎么說，陰霾總是暫時的，只要良知存在、信念存在，煙云終將散去……“無論如何，不要被一種不好的風氣所劫持，還是要相信善的力量。誠與善里面，才有真學問、才有真文學。（謝有順《文學的深意》）”，因此，《鄉約》的精神走向，絕不會是一種沉迷和落寞，而是大道致遠的瞭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