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松鋮
安康籍知名作家胡君，筆名是愚公，取這樣一個筆名，當然是有深意的，它預示著一種精神，一種矢志不渝的探尋和堅守。想想看，一個作家以十年之功沉潛岐黃，為學習中醫知識，積累生活素材，深入秦嶺山谷追隨民間中醫，甚至在民間診所打工數年，十年之后終于完成中醫題材現實主義長篇小說《青囊》《當歸》《重樓》，“愚公”精神不言自喻。
我平心靜氣讀完“三部曲”，老實說，很震撼。我的震撼其實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作者對中醫的認知之深，讓我驚詫，這不是一日之功，更不是翻讀了幾本醫書那么簡單，而是作家對傳統中醫的理解、感悟、探究，完全融化在了藝術的情感之中，故事的建構與人物的命運休戚相關，讓你絲毫看不出植入抑或是黏和的痕跡。
在“三部曲”中，中醫不是抽象的、生澀的說教，而是可感的、生動的，有血有肉的一種藝術存在；二是在中醫這個領域表現中醫，人既是支撐點，也是媒介，它不但要傳遞普通人的喜怒哀樂，還要傳遞另一個世界的東西——醫道。醫道是形而上的，但這種形而上的東西，卻被作者牢牢控制在了人的靈魂中。“三部曲”中那些精于岐黃之術的行醫者，在作家筆下個個栩栩如生、血肉豐滿。作者以深刻的藝術感知，鮮活地為我們呈現了作為國粹文化的中醫，深深扎根于華夏大地，以自己豐厚的底蘊、精湛的技藝，懸壺濟世的悲憫情懷護佑中華民族健康繁衍的宏大歷史。
愚公的“三部曲”不只是講中醫的傳承，傳承是我們應該秉持的一種態度。中醫走過幾千年，它強勁的生命力不是外在的形式和軀殼，而是它自始至終都遵循道的規律、道的屬性，中醫的這種“遵循”，是將自己納入到了一種哲學的視域中，即順應自然而不悖逆自然，辨證施治是其核心。學者戴建業在他的《精讀老子》一書中有一段話說得很好：“取法自然就是要人們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不無端擾亂世事的進程，不無理干涉事物的變化，不蠻橫破壞外物的特征。”這是對老子“道法自然”的詮釋，其實也是中醫理論建立的根基。如何評說“三部曲”，我想從三個方面慨而論之：
傳承中弘揚高尚的醫德
《青囊》與《當歸》講的都是中醫傳承的故事，只是傳承的方式不同。前者是師徒傳藝，后者是講家族醫學的賡續，兩種方式皆是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中醫傳承最重要的古老形式或習俗，這種習俗在民間、在家族中，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著，或許正是這樣的存在，才使得一些秘不外傳的技藝得以存活、延續下來。《青囊》中的徐長卿，一個淳樸忠厚的農家子弟，機緣巧合，被避難到秦嶺南麓的蜀地名醫凌樸子一眼相中，認為其資質堪造，可傳衣缽，徐也親身感受到了凌樸子深藏不露的精湛技藝，欣然拜其為師，潛心學醫。一年后凌樸子被迫害致死，徐長卿的命運也是幾經波折，但困厄不改其志，他一邊刻苦鉆研師父留下的醫書，一邊在實踐中積累經驗。
徐長卿時刻牢記師父臨終前的教誨：“竭自己所能挽救生命”，技藝上精益求精，以師父為楷模，不追名、不逐利，謹言慎行、低調謙虛，視患者如親人。小說結尾，徐長卿出走，我以為很有咂摸的味道，這是一種境界的升華，是覺悟。徐長卿要效仿師父凌樸子云游四方，踏訪名山大川，于云游中體悟醫道的真諦。在留給兒子的信中寫道：“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窮，亦不得瞻前顧后。”“一代代中醫人傳承下來的，不僅僅是術，承載醫術并惠澤世人的，最根本的是道。”道才是中醫的根本歸途，有道，術才有根，才有營衛的土壤；有道，術才站得穩，立得住。
《當歸》講的也是一個關于中醫傳承的故事，但這是一個家族技藝的傳承，小說在廣度和深度上，顯然超越了《青囊》。《當歸》中的郭守正是一個醫道精深的老中醫，他晚年創建了一種中醫獨特療法——郭氏圈療，為了驗證這個療法的醫理藥理，他毅然辭去公職，開辦私人診所，十幾年如一日，用自己獨創的“郭氏圈療”，治愈了數以萬計的西醫皆束手無策的疑難雜癥（包括癌癥)，贏得了“郭圈圈”的美譽。郭守正73歲那年，突然只身離家去了終南山，他留信給兒子，說自己進山只是想找一處安靜的地方，思考一些沒有時間思考的醫學問題。兒子郭柏川在沒有任何思想準備的情況下接過了郭氏外治療法的衣缽，成為第五代傳人，他辭去藥廠公職，組建了郭氏圈療傳承推廣中心。
《當歸》講的是一個家族技藝的傳承，但它拓展了傳承的邊界，深化了其內在意蘊。“郭氏圈療”雖是郭氏家族的獨門技藝，但從郭守正開始，已打破了家族的門規限制，讓圈療公開化、普及化，最大限度地造福更多的人。郭柏川組建郭氏圈療傳承推廣中心以后，更是不遺余力地踐行父親的這一做法。郭柏川雖沒有醫師資格，但他生活在中醫世家，從小耳濡目染，父親的言傳身教使他領略了圈療醫理的奧妙和其中的精髓。
“從曾祖的父親追隨吳尚先大師開始，郭氏幾代人就固守中醫外治一隅，在按揉、香灸、膏貼手法和制劑上下功夫錘煉，形成了獨樹一幟的郭氏外治法，代代相傳。父親是第四代傳人，他不僅完美地承繼了家族醫術，還把郭氏手法配伍組合，創造性地發明了用藥液畫圈治病的圈療法。圈療是用特制的中草藥圈液先在病灶部位畫上一個外圈，阻止其擴散，然后在圈內施涂內圈、大圈、小圈、螺旋圈等，達到行氣活血、消腫化瘀、軟堅散結，阻止癌細胞擴散的目的。”
郭氏圈療法，經郭柏川的傳承推廣，在社會底層已經具備了相當的群眾基礎，很多醫院無法治愈的疾患，或是已經被判了“死刑”的病人，找到圈療傳承推廣中心，通過郭氏圈療，病情得到好轉。精神狀態一路向好，癌細胞明顯得到遏制。
《青囊》與《當歸》，成功塑造了徐長卿、郭柏川兩位中醫的傳承者的形象，他們通過兩種不同的傳承途徑獲得了技藝，又在未來的傳播和實踐中，實現了各自的人生價值。無論是《青囊》中的徐長卿，還是《當歸》里的郭柏川，都經歷了長期痛苦磨煉的心路歷程，從單純的治病救人，逐漸上升到一種超越技藝的醫者仁心的大愛境界。他們前行的路上都有一盞相同的燈為他們照明——師父，仁心仁術的老一輩中醫，他們留下的除了彌足珍貴的醫術，還有一顆悲憫心、慈愛心……
術與德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作家在“三部曲”中，沒有將中醫神秘化，沒有過度解讀中醫之“術”。特別是在《青囊》《當歸》中，表現“術”的地方最多，但如何呈現“術”、如何立穩“術”，作者開動了藝術的想象，讓術與德形成水乳，在人性的映照中，“術”不再孤立，而是被裹上了血肉、賦予了靈魂。《青囊》中有一個情節，讀后讓人驚心動魄，一個叫吳月蓮的農家婦女上山砍柴，不慎滾下山崖，滑出幾丈遠后，被一節樹樁攔住，樹樁直接插入身體……一行人將其送到村醫療站，女人已奄奄一息，命懸一線。此時，徐長卿卻異常冷靜，安排立即施救，徐長卿把一根二尺余長的搟面杖在手里掂了掂，洗凈消毒后在一頭綁上紗布，把他配制的藥膏涂抹在上面，然后對吳月蓮的男人說：“來，我們一起給她上藥。”
漢子慌亂地擺手：“徐大夫，你……你該咋治咋治。”
“徐長卿把藥棒緩緩地探進吳月蓮身體，輕輕地轉動。昏迷不醒的吳月蓮臉上全無血色，由于身子暖過來，血痂洗凈，傷處開始滲血，殷紅的血液不停地往外滲，在場的人個個心驚膽戰，吳月蓮卻像死人一樣毫無知覺。”
徐長卿用醫書上從沒有過的、驚世駭俗的方法，挽救了醫院已放棄救治村民們認為必死無疑的吳月蓮。《青囊》中，“術”不只是敘事的組成部分，它還承載著道德和人性。作為一個鄉下郎中的徐長卿，在醫術和良知面前，良知常常是高于、大于醫術的。徐長卿曾被派來駐村的高部長整得死去活來，后來已退二線的高部長，身患背癰，痛苦萬分，多方治療不愈。高部長的夫人登門找到徐長卿，苦苦哀求徐前去診治，徐長卿沒有將她拒之門外，而是以德報怨，同意上門為其治療。
《當歸》中郭氏圈療既是“術”，也是一種方法。小說中的引證、例證很多，雖略顯繁蕪，但總體上沒有脫離小說的主線，在敘事節奏的把握上是得當的。“術”在《當歸》中，猶如群巒拱衛孤峰，所有的引證、例證，都是為了烘托“術”、凸顯“術”、證明“術”，但“術”在小說中，它不只是一種技藝，一種抽象的理念，它被人駕馭、被人掌控，成為造福底層群眾的福祉和手段。郭氏圈療，在郭氏圈療傳承推廣中心這個大家庭里，它已經成為一種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技藝，它不屬于某個人，在這個中心，調理師用它來治病，也用它來教授病人，從而實現“自醫自療”的目的。讓家屬、病人都參與進來，發揮和調動每個人的主觀能動性，使被動治療變為主動治療，增強病人戰勝疾病的信心和勇氣，這是郭氏圈療治病的核心所在。小說中，術與德之間的依附關系，是通過行動來體現的，行動賦予了“術”的張力，當然也賦予了“術”從一種手法，變成了一種醫患之間的信任，有了信任，“術”便有了情感的溫度。
“爺爺的爛足雖說大有好轉，但局部還有瘡口尚未愈合。潰面隆起處有乒乓球大小的白色薄膜，輕觸便有膿液滲出。郭柏川的手指在這雙爛足的瘡口、潰面、痂皮之間輕微而快速地移動，近傷處按揉輕之又輕，越過傷處到某些穴位時又用力按捏。為了保持爺爺的雙腳與腿部平行的姿勢，郭柏川把爺爺的雙腳搭在自己膝上，探著身子，一手一只腳，同時按、揉、捏，徐徐推進，時而輕緩，時而加力。保持這個姿勢很吃力，不一會兒工夫他額角上便滲出一層細密的汗珠。”
這是郭柏川為一個糖尿病晚期患者調理的全過程，患者送來時，臨床表現為四級，雙腿已大面積潰爛，如不能及時控制，很快會全足壞疽，那時就只有截肢保命了。調理一個月后，病情一天天好轉，潰爛完全得到了控制。
《青囊》《當歸》中以人寫術，以術頌德，人、術、德三者實現了有機統一，而最終術與德構成了一個人的內在品質，人物、故事渾然一體，可讀性增強。
尊重自然，敬畏生命
愚公的第三部長篇《重樓》，視角已經突破中醫題材，或者可以說它不是純粹寫中醫的小說。愚公在這部小說中，表現出一種淡定、從容的姿態，敘事已不再拘謹，人物、情節乃至語言，都顯示出了駕馭上的純熟。
小說的開拓面，已不囿于中醫，但中醫還是小說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構成情節的主體。《重樓》表現的是什么？顯然不是單純的醫患之間的問題，小說中涉及了醫、佛、道之間的關系，涉及了城市與自然的矛盾，而在這種種錯綜復雜的關系和矛盾中，人是極其渺小和脆弱的，它受到的碾壓和傷害也是最大的，當然，作者筆下的生命是具體的生命、狹義上的生命，他們是由個體生命組成的一個群體。這些現實世界中的人，有的來自城市，有的來自鄉村，如身患白血病的楊小蟬、被胃疾折磨得死去活來而選擇出家的如真父女、遭毒蜘蛛咬傷而毀容的農家婦女羅素靈，以及突然查出已是肺癌晚期的方亦群教授……他們皆是在病痛無法解決的絕境中，或削發為尼、或剃度出家、或走進山野尋求自療的辦法，不管他們是去了道觀、寺院抑或是山野的茅棚，不管是哪一種方式，他們最終選擇的不是對疾病的抗拒、抵御和放棄，這群人紛紛投身于自然，而那些道觀、寺院、茅棚，不過是自然中的一枚具體的符號，“投身”其實就是和疾病“言和”，生命在自然的撫慰和調理中，漸漸回歸到一種完全平衡的狀態。
《重樓》中的終南山，你可以認為是一處確指的真實存在的地方，也可視為一處理想中的當代人的精神棲息地。現實中的人走進了那里，猶如赤裸裸走進了天然的沐浴池，這一池純凈之水，將洗去你身上，尤其是心靈上的一切污濁，讓你回歸到生命的本源上。人一旦祛除了妄念、幻想、浮躁，你的思想、意識就會在天地萬物順遂的情境中，體味到生命與自然的和諧。故老子說“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語言簡省，道理深刻。
小說中，那些走進終南山的人，每個人的境遇不同、遭際不同、結局不同，但他們對生命的認知和感悟是趨同的，特別是那些身患絕癥的人，在了無希望的時候，是終南山給了他們新的生命之源。在這里人與疾病最終實現了“言和”，而中醫恰恰就是“言和”的最佳途徑：尊重生命、敬畏生命，首先不悖逆規律。小說中的張三公是一位有見地、有學養，醫德高尚的老中醫，但他為世俗所不容，在幾乎沒有立足之地的情況下，選擇了終南山，他一邊隱修一邊為人治病，于是，那些為疾病所困、所累、所苦的人，便與他建立起了一種高于醫患關系的特殊的情誼。終南山清新的空氣、寧靜的環境、自然生長的草藥，加上張三公精湛的醫術，一些絕癥患者經他調理、治療，獲得了新生。
“三部曲”真正揭示的其實是一個生命觀的問題，也可以說是對生命密碼的解析和破譯，即中醫是如何看待生命和認識生命的。傳統中醫理念中，中醫和疾病之間，不是對抗、排斥的關系，而是最大限度地“言和”，中醫的“言和”即是對生命狀態的一種調理，而調理就是對人體內循環的引導、疏通，清淤的過程。
中醫的生命觀是和宇宙觀相統一的，它將哲學中樸素的辯證法貫穿到治病救人的理念中，從整體觀照局部，即沒有孤立的局部，只有統一的整體。因此，中醫將人體的小環境，在認識論上等同于對自然的認知，或者說中醫是把人體當作小宇宙來看待的。這應該才是“三部曲”給我們提供的啟示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