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員 吳定國
在我家，每間房子的桌上和墻上都擺放或懸掛著電子鐘，抽屜里也放著好幾塊已經很久不戴的手表。電子鐘的功能很多，有公元紀年的，也有記農歷日子的，還有星期計時，更有溫度計。
現如今，這些東西在每個家里都是極為平常的事了！然而，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那極其艱難困苦的年代里，別說是一塊表，就是一個小小的鬧鐘，幾乎都是很難辦到的！
還記得在我上旬陽縣城關小學的時候，每到夏天，經常用筆在左手腕上畫上一只“手表”。雖然是畫著玩耍，是假的，但卻是我和許多小伙伴童年的夢想。
那是1960年底，旬陽山城的家里，擠出來5元錢，買回來了一個西安生產的“紅星”牌小小的鬧鐘。當時的鬧鐘里面好多零件都是用鉛制作的，所以這個鬧鐘沒用幾年就壞了，但它卻是我母親一生中唯一用過的貴重物品了。
上海生產的小鬧鐘
我和妻子擁有第一個小鬧鐘，是1969年2月14日我們結婚大喜的日子！
那天，我就職的安康日報社的同仁和住報社“工宣隊”的好幾十個人，湊份子，給我們買了個價值19元、上海產的“鉆石”牌小鬧鐘。
要知道，在那個年代，結婚送份子錢，一般都是5毛錢和一塊錢的份子錢。
20世紀80年代的手表
那是我人生中擁有的第一個計時工具。時過55年了，至今我還記得它的模樣。石榴籽紅的鐘盤、電鍍閃閃發亮的、橢圓形的外殼。我夫人陳雙琴每天都要用抹布小心翼翼地擦擦它。從此以后，我們上班和作息就知道時間了！
1983年，安康城區遭受特大洪水襲擊前，夫人趕忙把這個珍貴的鬧鐘和收音機，搬上高處的樓房中，這才沒有被洪水沖走。
可惜的是這個對我們夫妻有紀念意義的、文物般的“鉆石”牌小鬧鐘，在20世紀90年代中，因兒子和同樣居住在安康城區紗帽石報社家屬院的另一個工人“炸金花”時，輸給了對方。對于這個事至今我耿耿于懷，但兒子卻忘得一干二凈。
話又說回來吧，1969年春，在全國號召城鎮居民下放到農村的歲月里，原本居住在旬陽縣城的父母親、哥嫂和侄兒侄女，都被下放到遠離旬陽縣城70多公里的蜀河口下轄的沙溝公社顯明大隊中高山上偏遠農村了。1970年深秋，母親病逝在那里。
在那個年頭，想從農村重返旬陽山城可謂是希望渺茫。1975年秋，旬陽縣藥材公司以2500元的價格，買下了我家在旬陽山城最高處、龔家梁子的祖祖輩輩居住了上百年的老房子。
父親上安康來后，好不容易給我120元錢。當時，我酷愛攝影，一直想買架相機，但也很想買塊手表，權衡利弊后，我下決心還是買塊手表吧。因為攝影是個花錢的事，膠卷要錢，沖洗照片要錢。在那個物資極為匱乏、計劃經濟年代，“三轉一響”可是人人夢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生活呀。更何況，在當年想購買這樣的東西，就是你好不容易有了錢，沒有票證也照樣辦不到。
當時，每隔一年半載的，商業局就會給地直各單位分配收音機、縫紉機、自行車、手表等票證。
三年總算是等來了潤臘月，我也終于弄到了購買“延安”牌手表的票票，買回了心心念念的、最貴重的“延安”手表，我和妻子別提有多高興了。
但手表只有一塊，我和妻子就輪換著戴。當時，我在安康日報社是印刷報紙的工人，夫人在安康繅絲二廠上班。白天手表歸她戴，晚上我上班時戴。
我還記得“延安”手表廠是從上海市搬遷到西安的，也知道那塊手表是17鉆的。每到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和妻子還經常把手表放在耳朵旁、聆聽它那帶著鋼音般的“锃锃锃——”的聲音。如今回想起那聲音，真的是天籟之音。
這塊手表還曾讓我妻子的弟弟借去過。當時因為他要接媳婦兒，給他的媳婦兒戴戴，裝裝門面，風光風光。
1983年水災前，我們居住在安康城區紗帽石家屬院。一家4口人，住在12平方米的一個小房間里。
冬天里，房子都是關著門的。到了酷暑難耐的夏天，只好把門半掩著睡覺。手表就放在桌子上，家屬院的大門整夜也是開著的，不論哪個人都是可以隨時進入的。
有一天早上起來上班時，要戴手表，發現表不見了，把我一下子急出來一身汗，到處翻了個遍，就是沒有手表的蹤影。
當時我就想，手表的帶子是皮子的，有汗味兒，是不是老鼠給拉走了？當時所住的那個房子一大半是由木板鋪就的，地板上也有老鼠洞，我就把房子里所有的東西搬到外面，把地板撬開，用手電筒照著里面深處找，還是沒找到。
和我們居住在一塊的報社同仁對我說，肯定是小偷把手表偷走了。
為了這塊手表，我們兩口子難受了好多個日子。要知道那個年代的120元錢，可是真正地值錢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