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云
中國農村改革、生產力發展、傳統優良文化傳承，始終是影響中國快發展、好發展的最為重要的一極。共和國成立以來的近七十年的歷史證明，什么時候解決好了農村、農民、農業的問題，什么時候國家就安妥、發展，進而欣欣向榮。
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也早已證明，農村生產關系缺乏變革、放任自流，農村的鮮活要素就會失控甚至衰落。而在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始終把農村的發展作為整體發展的重大基礎和生產力的關鍵一環，農村不因城鎮化、工業化過程而迷失自我，相反成為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關鍵因子，是助推力而不是拖后腿。區域發展好不好，農村始終是一面鏡子。
新時期以來，安康的“三農”一直在探索具有安康生態特性的發展路數，在要素激活、生產力結構調整、生產關系變革方面，業已取得不俗經驗。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開始的農業產業化發展，到近十年以來農村改革特別是以集體承包地、林地流轉抵押為代表的變革，事實上為安康農村新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農業的適度規模經營、集約化、新的經濟組織形態、社會資本向農業的轉移、農業性資產的資本化、農民二次返鄉創業、農業的園區性開發，包括家庭式農場、林場、農業合作社、農業協會的興起，這些都是安康“三農”的新景象而令人欣慰。
各縣區都在深刻而扎實地探索農村的新發展，因為大家已經深刻地認識到區域經濟的發展，農業不能缺位，甚至離了農業的現代化、市場化、效益化發展，安康追趕超越的發展基礎就會大打折扣。無論是做傳統農業，還是做特色農業、功能農業，還是農業與工業的融合、農業與生態旅游的融合，安康的做法都是經驗化的，已經為局地的實踐證明是有效的。
漢陰的“新三農”的提法，即：鄉愁農村、職業農民、園區農業，是安康新三農經驗的集大成者，它事實上回答了在傳統的農業區域而且在這種區域農業必須做大做強的條件下，農村、農民、農業怎么發展的大問題。一個事實是，安康發展的最為基礎而且可以上升為決定性條件的產業領域，就在于農業的新出路。在這個認知上，把安康的“三農”發展擺在更為重要的戰略地位，怎么說都不為過。在安康的發展進程中，工業化繞不過去，城鎮化繞不過去，三產業必須崛起，全域旅游會成領軍型產業，成為龍頭，成為火車頭，但所有的新產業之發展，都只能是鋪軌于安康特色農業、特質農業、優勢農業之上的，舍此，我們還有什么先天優勢和后發優勢呢？！我們又怎么去有效地擺脫后發劣勢可能有的束縛呢？！
用脫貧攻堅統籌農村全面發展，是全局觀、系統觀、發展觀。令人欣慰的是，早在兩年前，安康在扶貧開發中就提出這樣的發展理念，并在部分縣區進行了先期試點，有了點上的經驗。脫貧攻堅是一個系統性工程，顯然不是簡單的階段性、單項性工作，它的著力點和發力點就在于抓住脫貧攻堅這個牛鼻子，實施系統性工程，就可以在平衡、協調、長遠發展的要求上，推進農村經濟和社會面貌的重大改觀。認識到這點，我們脫貧攻堅的思路就是開闊的，辦法就會更多一些，政策措施就會更長期些。
從“輸血式”扶貧到“造血式”扶貧，這是我們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管用經驗。問題在于，這個血怎么造，誰來造？一些地方認識到，對于脫貧硬骨頭的今后扶貧開發工作，必須從簡單的政策層面提升到極大地引入市場的有利機制，激發起脫貧和整個農村發展的內生動力，從推著貧困人群走、抬著貧困人群走，到帶著貧困人群小步快跑，這是農村發展理念的重大變革而不可小覷，更不能忽略。那么誰來帶？當然是政策帶，更是農村新型經濟組織帶，是支部帶，更是產業帶。怎樣才能帶？當然必須從體制機制上激活，向改革要活力。農村生產關系不實行有機的有利的變革，農村必然是一池沒有攪活的春水。
農村“三權分置”，是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村生產關系的重大變革，早變的地區已然早受益。對于“三權分置”的探索，已進行了多年，這個方面，安康十年前也在探索。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農村土地流轉，到后來的農村集體林產權制度改革，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逐漸分立開來，這是從生產關系層面對生產力的一次激活，于是資源資產化、資產資本化、股權化，村民股民化，“三變改革”在民間的生動實踐帶來農村的新活力、生產關系的變革，讓受益的農民向財產所有者邁進了一步，而這小小的一步，正好成為農村新經濟發展的一大步。
7月3日，省委副書記、省脫貧攻堅領導小組副組長毛萬春在榆林市榆陽區調研時強調，堅持以脫貧攻堅統攬農村發展全局，積極穩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股份制改革，落實“三權分置”，推廣“三變”經驗，大膽探索貧困地區資產收益扶貧新路子。
如何盤活農村資源讓群眾受益、從根本上實現穩定脫貧是毛萬春一直關注的問題。毛萬春深入到榆陽區余興莊辦事處趙家峁村，看旅游產業項目，到脫貧戶張春來家察看“股權證”及分紅收益情況，深入“幸福院”與趙發山、張生如等老黨員親切拉家常，感受這個曾經的典型區域性貧困村發生的可喜變化。該村從2013年起，在村黨支部帶領下，以流轉農戶土地經營權、發展村集體經濟為突破口，探索“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村民變股民”的改革路子，集體經濟不斷壯大，群眾收入不斷提高。毛萬春對他們在市場化、集約化、共享化發展方面的探索給予充分肯定，鼓勵他們繼續大膽改革，豐富股權結構，完善分配機制，進一步調動各方積極性。
無論從發展經濟學，還是從制度經濟學，乃至于新結構經濟學，還是從中國幾十年改革開放的自身經驗出發，政治高層和越來越多的學理層面對于農村目前可以大膽為之的由“三權”到“三變”變革的認識和把握，都是富有發展考量、學理基礎和實踐基礎的。我們現在要做的是趁勢而上，借助脫貧攻堅統籌農村發展全局之機，在“三變”上下大功夫，把時間、精力、政策、財力更多地用在支持農村新經濟形態建設上，用更加優勢的政策激勵性引導，大力推動社會資本特別是急需轉型升級的工商資本下鄉去，用政策的先天保障力和市場的天然調節力，去促進農村資產、股權、股民三個轉化。這一步，是安康脫貧攻堅的長遠之策，是全面小康的必有形態，是建設西北生態經濟強市的根本抓手，而非短期行為，我們也繞不過去。讓廣大鄉村的基層組織在發展的杠桿下轉型升級，大力推行“黨建+”系統思維，讓“產業支部”成為安康的新經驗，讓“支部+”加出發展來，讓集體資產變為產業資本，讓村民變為股民，讓整個農村都直面大市場，讓一家一戶種地，變成企業種地、合作社種地、公司化種地，這就是“新三農”的必由之路。
毛萬春強調，發展產業是脫貧攻堅的治本之策。要積極總結推廣趙家峁村“三變”改革經驗，充分發揮村黨支部領導核心作用，遵循市場經濟法則，以“黨支部+合作社+‘三變’”為基本形式，尊重群眾意愿，優化農村資源、資產、資金等要素配置，鼓勵工商資本、民間資本進入，發展特色產業，形成造血長效機制，實現長遠脫貧、根本脫貧。
新結構經濟學指出，欠發展地區，在產業發展和社會發展上，需要公共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助推，需要政府在整體發展和平衡發展上把握調節，突出自己的資源優勢和生產力優勢，并不斷地創造出后發優勢，所以，“三變改革”既是市場化的過程，也是政策轉化的過程，市場看不見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兩手抓”才有真效果。切勿以所謂新自由主義的嚴辭灼灼放棄政策的一手、政府的一手，這個改革過程必須需要“有為政府”之有為，力度有多大，農村新經濟形態的發展就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