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構想始于2014年、對接國際規則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2018年版)》(下稱《清單(2018年版)》)于25日正式發布。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4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加大對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支持，增強市場主體活力和發展信心。會議指出，按照競爭中性原則，在招投標、用地等方面，對各類所有制企業和大中小企業一視同仁。對民間投資進入資源開發、交通、市政等領域，除另有規定外一律取消最低注冊資本、股比結構等限制。
多位業內專家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也是對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制度型開放”的重要舉措。而與外商投資法草案給外資帶來的促進和保護相對應的，《清單(2018年版)》則著重對應內資和民營資本的開放。
聯合國貿發組織投資司官員梁國勇則對第一財經記者說，法律、法規、政策等制度因素是投資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部分跨國公司對中國投資環境的微詞和顧慮，主要還是反映在運營環境方面，涉及知識產權保護、產業和科技政策實施、政府采購、反壟斷法和稅收等內容。如何構建一個包括國企、民企和外企多種所有制企業公平競爭、共存共榮的制度環境，對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至關重要。近期，在這方面出現了一系列的積極進展，比如政策層面關于“競爭中性”合理性的探討、《外商投資法》草案在立法指導思想和具體內容上的一些突破等。
25日，國家發改委就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有關情況舉行發布會。體改司司長徐善長對在場記者稱，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是一項重大創新，在國際上沒有現成經驗可以借鑒。這意味著我國在市場準入領域確立了統一公平的規則體系，即清單之外的行業、領域、業務等，各類市場主體皆可依法平等自主選擇是否進入，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不能再隨意出臺對市場準入環節的審批措施，真正實現了“非禁即入”。
對接國際，市場準入將全面開啟“負面清單時代”
《清單(2018年版)》的實施，將引發我國對內外資管理體系和思路的重大變革，也意味著我國市場準入將全面開啟“負面清單時代”。
負面清單最初進入國民視野，是作為外資管理的方式。彼時，我國在BIT(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中引入“負面清單”概念。它在國內市場的運用，則始自2014年7月8日、第六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之前，《國務院關于促進市場公平競爭維護市場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見》發布，明確提出要制定市場準入負面清單。
今年6月29日，中國政府公布的《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8年版)》(下稱《外商投資負面清單》)中，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清單長度由63條減至48條。
本次實施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是指國務院以清單方式明確列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禁止和限制投資經營的行業、領域、業務等，各級政府依法采取相應管理措施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負面清單以外的行業、領域、業務等，各類市場主體皆可依法平等進入。
徐善長說，為做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改革工作，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制定《市場準入負面清單草案(試點版)》(下稱《清單(試點版)》)，于2016年起在天津、上海、福建、廣東四省市開展試點；2017年，試點范圍擴大到15個省市；隨后，在總結試點經驗基礎上，多輪征求各地區、各有關部門意見，對《清單(試點版)》進行了全面審查修訂和優化調整，形成了此次《清單(2018年版)》
對于《清單(2018年版)》與前述《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的關系，徐善長解釋說，兩個清單的定位、功能各不相同。前者適用于境內外投資者的一致性管理措施，是對各類市場主體市場準入管理的統一要求，屬于國民待遇的一部分。后者則僅針對境外投資者，屬于外商投資管理范疇。《外商投資負面清單》之外的領域，按照內外資一致原則實施管理。
對外經貿大學教授崔凡對第一財經記者說，《清單(2018年版)》的重點不僅是對外開放，是對內對外一致的開放舉措，更主要的可能是對改革的影響。對內資，主要是民資的開放程度提高，民間資本進入一些重要行業的壁壘下降，加上剛剛國務院會議強調的競爭中性，這實際上已經是結構性改革的一部分了。
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勇補充稱，在國際貿易趨緊的形勢下，中國經濟需提振投資者信心，現在出臺該清單，可以加大開放的力度。
上周剛剛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要適應新形勢、把握新特點，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
“非禁即入”如何體現公平競爭
《清單(2018年版)》將如何體現公平競爭？首要且直觀的一項是清單長度越短管制越少。
本次清單主體包括“禁止準入類”和“許可準入類”兩大類，其中禁止準入類4項、許可準入類147項，一共有151個事項、581條具體管理措施。許可準入類事項共147項，涉及到國民經濟行業20個分類中的18個行業128個事項。徐善長說，與《清單(試點版)》相比，事項減少了177項，具體管理措施減少了288條。
具體來說，對于禁止準入事項，市場主體不得進入，行政機關不予審批；對于許可準入事項，包括有關資格的要求和程序、技術標準和許可要求等，由市場主體提出申請，行政機關依法依規作出是否予以準入的決定；對市場準入負面清單以外的行業、領域、業務等，各類市場主體皆可依法平等進入。
其中，禁止準入類事項包括4個事項：第1項“法律法規明確設立的與市場準入相關的禁止性規定”，第2項“《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中禁止投資和禁止新建的項目”，第3項“禁止違規開展金融相關經營活動”和第4項“禁止違規開展互聯網相關經營活動”。以上4項均是針對當前金融領域、互聯網領域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層出不窮的形勢，為防范出現重大風險，在會同相關行業主管部門梳理現行管理措施基礎上提出，并報國務院批準后列入的事項。
讓各類管制清單越來越短，也是整體政策制定的大趨勢。
商務部外資司司長唐文弘在22日的全國商務工作會議上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商務部正在推動發布《2019版外商投資負面清單》，進一步縮減清單長度。在他看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所指“允許更多領域實施獨資經營”，也是縮減負面清單的一個結果。“我們理解，負面清單長度變短了(是)很好(的事情)，這是基本的。清單出來后，背后大量的、和清單配套的政策性文件及法規是否都清理完畢，這都需要深化、細化。”唐文弘說。
此外，讓市場人士普遍關注的是，《清單(2018年版)》提到的對所有類型企業“規則平等、權利平等、機會平等”的市場環境。
徐善長說，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全面實施后，無論是國企、民企還是混合所有制企業，無論是內資還是外資，無論是大企業還是中小企業，都一視同仁，享有同等的市場準入條件待遇，實現“規則平等、權利平等、機會平等”。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進一步規范各級政府在市場準入環節的管理權限和措施，有利于打破各種形式的不合理限制和隱性壁壘，將“剩余決定權”和“自主權”賦予市場主體。
這要求政府從“重事前審批”轉變為“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將監管關口后移，把更多監管資源投向加強對市場主體投資經營行為的事中事后監管。同時，將進一步推動與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相關的審批體制、投資體制、監管機制、社會信用體系和激勵懲戒機制的改革，進一步完善與市場準入制度相關的法律、法規，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梁國勇稱，總體而言，混合所有制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也是中國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在企業層面的核心特征之一。相較于單一所有制，混合所有制具有更高的靈活性、適應性和自我更新能力。
商務部條法司副巡視員葉軍在前述發布會上說，全面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后，發展改革委、商務部將按照改“舊法”與立“新法”并重的原則，會同有關部門全面清理涉及市場準入、投資經營的法律、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以及各類行政審批，應當修改、廢止的及時加以修改、廢止或提出修改、廢止的建議。涉及突破現行法律的，由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修改或暫停實施相關法律；涉及突破現行行政法規的，由國務院修改或暫停實施相關行政法規。同時，積極推動與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相適應的相關立法工作。
下一步，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將按照黨中央、國務院要求，著手建立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動態調整機制。研究制定并不斷完善清單動態調整工作方案，引入市場主體、行業協會、專家學者等共同參與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的修訂調整，明確和細化清單調整頻次、方式、流程，探索建立市場準入負面清單調整第三方評估機制。通過動態調整機制推動不斷放寬市場準入限制，進一步縮減清單事項，優化清單結構，增強清單事項的科學性、規范性和完備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