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永遠不可能替代要靠想象力做出的決策。” ——張維迎
張維迎，一個出生于陜北農村的著名經濟學家，率馬以驥，敢為人先，先后在西北大學、牛津大學攻讀碩博士，在體改委工作期間，在國家級雜志上發表數十篇有廣泛影響的論文，是國內最早提出并系統論證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的學者，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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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動與企業家精神》
在最近召開的“華山論劍 創新中國”9.8首屆西安企業家節?致敬改革開放四十周年高峰論壇——華山論劍西鳳酒2018品牌文化峰會上，張維迎發表了名為《人口流動與企業家精神》的主題演講，他談到：“什么叫企業家精神？兩年前馬云講了一句話：‘有了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也許我們可以搞計劃經濟’，我認為他說的不對，因為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是沒有辦法替代企業家的，企業家做的決策是數據不能夠告訴我們的決策。所有的數據都從過去來看未來，想象力是從未來看現在，我認為這是企業家決策的核心。”
“企業家和管理者很不一樣，管理者決策是科學決策，企業家決策不是科學決策，是想象決策，對于企業家而言又是非常與眾不同的，他是反權威的，一個真正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在組織內部會感到很難受，會感覺到沒有辦法發揮，所以才會選擇跳槽出來做自己的事情。企業家又是樂觀主義者，他的樂觀沒有辦法按統計規律計算，而且盡管全國最后只有兩三個人成功，但是對于社會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有這么多人樂觀去做，一百個人有一兩個人成功了，給我們人類帶來的財富和進步都是巨大的。”
在談到企業家的稀缺性時他說到：“企業家不僅僅是說賺錢的事，經濟學經常說企業家總是圍繞賺錢。一百年前熊彼特認為，企業家有三個非金錢動機：其中之一就是建立自己的王國，馬云這樣的人錢賺得夠多了為什么還這么努力，他就是想建立自己的帝國。過去是根據軍事領土建帝國，現在依靠商業建帝國，出人頭地和創造性本身的享受，這些非常重要。企業家非常稀缺，沒有準確的數據告訴他稀缺到什么程度。我們簡單以IQ分布做對比，IQ平均值為100，超過130人占到2.3%，超過140占到0.4%，企業家的分布比這個還要稀缺。”
在提到企業家的擴張效應時他講到：“ 企業家的世界有一個自我的擴張效應，一般我們認為，如果企業家多了賺錢就難了，這個想法是錯誤的，想賺錢的人多了賺錢才變的容易，為什么？因為每一個企業家都在給這個企業家創造新的機會，落后的地方沒有企業家，或者企業家很少，這是因為大家都很窮，一個發達的地方企業家很多，每個企業家都賺的錢多，大部分人也因此變的富有。”
在講到有關人口流動與企業家精神時張維迎說：“我們看看紐約，紐約現在835.8萬人里面，320萬出生于美國之外，其中有40萬中國人，占到整個紐約人口的1/20，占到外民320萬的1/8；再舉一個例子瑞士，瑞士是非常具有創造力的國家，現在瑞士的人口1/3的居民是移民，在制藥方面，發明安定的人羅氏公司創始人是波蘭的難民；發明荷荷蒙制劑是意大利人；瑞士的鐘表業是法國人做起來的，勞力士手表的創始人是德國人；斯沃旗公司的尼古拉斯是黎巴嫩人；ABB公司的主要創始人一個是英國人，一個是德國人。”
“中國的人口流動自改革開放以來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按人口普查，2010年中國各省居住的人口，外省的占常住人口比例全國平均為6.4%，最高的是上海39%，北京是36%，天津23%，浙江21%等等，這個地方外籍人口的比重越大，人均GDP越高，全部非戶籍人口比重越高。再看富豪榜，外地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越高，這個地方每百萬人口里面擁有富豪的數量也越多。典型的一個例子是深圳，深圳是一個移民城市，城鎮當中只有35%是廣東出生的人，另外65%是全國各地來的，而現在深圳是中國現在最具創造力的城市，中國申請的國際專利將近一半來自深圳，很多最具影響，最有創造力的公司、產業等，全都在深圳，這說明中國自身的人才流動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個問題，是我們要從多個層面去培養企業家，因為從歷史來看，很多杰出的人才、杰出的企業家、杰出的科學家、發明家等都是來自低收入人口，貝爾是一個聾啞人的老師，最后發明了電話；特斯拉是塞爾維亞人，他移民到美國給人家挖過地溝；馬斯克，現在生產特斯拉汽車的，火箭私人宇航公司，他是南非人移民。中國也有大量優秀的企業家都是來自不同層面的。我們如果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要有全新的政策，這次的“9.8首屆西安企業家節”，就是要吸引企業家來西安投資，除了把西安的企業家吸引回來，還要考慮的是吸引更多非西安籍的、非陜西籍的企業家，如把福建、浙江、廣東這些企業家吸引過來，一起為大西安追趕超越助力前行１
演講最后，張維迎動情的講到：“改革開放已有四十周年了，40年里我們有了這么大的進步，有了更多的發展超越的機會，我們一定要立足新時代，努力發展，為建設更加富饒和諧的社會而努力奮斗１
